直播间来相亲，小青年们试图寻找“愿意搭伙过日子”的另一半

傍晚不到5点，王孟阁的院子里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十多名男青年搀扶着父母，坐在厢房外的板凳上等候。王孟阁身穿红棉背心，脖子上挂着大红围巾，拿着一瓶发胶喷雾，对着一排神情严肃、略显紧张的小伙子一顿倒腾。

王孟阁今年52岁，是临沂有名的相亲主播。作为北方的直播电商基地，临沂本地仅在某短视频平台做相亲直播的主播就有将近200位。

“小伙子，站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晚上6点，这些相亲的男青年和他们的父母轮流出现在镜头前，王孟阁一一询问他们的年龄、学历、收入、房产、婚史，一边快速在纸上圈出他们心仪的对象条件。

介绍完毕，等待了10分钟，热线电话依旧无人问津。王孟阁打破了沉默，转头问：“年龄再放宽五岁行不行？”“离异的可以吗？”“带孩子的行吗？”多数时候，男嘉宾都干脆地点一下头。

王孟阁感慨：“找个媳妇太难了。”尽管每场直播只安排10名到20名男嘉宾到现场，不限制女嘉宾到场人数，但经常一晚上只来了一位女嘉宾，或没有女嘉宾到场。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岁至40岁年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为108.9。

婚姻梯度挤压下，小城里的男性似乎更容易处于婚恋市场的弱势。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碰碰运气，去直播间寻找“愿意搭伙过日子”的另一半。

“00后都开始找对象了”

对赵鹏来说，到直播间来相亲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他的老家在临沂市郯城县的农村，他初中毕业后就跟着老乡到青岛务工，在青岛待了14年，还没有正经谈过对象。

赵鹏在青岛做水电开槽，几乎天天待在施工现场，在刚建成的新房的墙面或者地面挖沟槽，隐藏水管和电线，很少有机会接触适婚年龄段的女性。

只有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母亲托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可他不擅长聊天，常常和女方匆忙见了一面，微信上寒暄几句便没了下文。

和他一起在青岛工作的朋友，想过帮他牵线搭桥。但听了朋友的婚恋经历，他觉得如果婚房女方家里出钱多，“(我)以后在家会没有话语权，还可能被岳父母瞧不起。”而青岛主城区接近两万元每平方米的房价，让单日收入在200元到300元之间的他望而却步。

2023年年初， 29岁的赵鹏决定回到临沂工作，四年前他在当地按揭购置了一套商品房。他解释说，受疫情影响，近两三年房地产的工程款下来慢，收入经常压到年底或更久才能发放，不如回老家找一份五六千块钱的活儿干。

回家后，家里人介绍他和一位34岁未婚中专学历的姑娘相过亲，对方没看上他。而周边和他年龄相仿的姑娘，多数都已成家。母亲比他还心急，大年初三，就帮他在王孟阁直播间报了名，2月24日才排到直播相亲的机会。

距离直播开始还有30分钟，王孟阁拉过一把马扎，坐在厢房中间向两侧的男嘉宾及他们的父母传授经验：“条件放宽，利于脱单。”“门当户对能成亲戚。”“未婚的、有文凭的小女孩不会选择普通男孩。”“离婚带小孩的能接受吗？(热线)电话一响，你要不给个痛快话，人家就挂断了。”

王孟阁的每一句话，都加重了在场男嘉宾的危机感。当晚，来到现场的10名男嘉宾，年龄集中在30岁左右，初中学历的占比超过一半。

事后，王孟阁解释说，这个年龄段来找他相亲的未婚女嘉宾，基本都是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有的在大城市上班月薪过万，有的在老家体制内有编制，“都想找优秀男孩”。而来相亲的男嘉宾，大多数初高中文凭，在工厂、工地、私营企业、家庭作坊上班，工作不算稳定，单位不一定交五险一金。如果男嘉宾能放宽条件，接受离异的、带小孩的女嘉宾，“脱单率更高”。

王孟阁的说法印证了社会学中的“婚姻梯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女性偏好匹配比自己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这也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溢出。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看来，农村男青年找对象竞争激烈，通常需要降低择偶标准，以及出更多彩礼才能找到对象。杨华长期关注农村青年婚恋问题。他记得2020年去云贵川山区调研，当地20多岁的男青年娶40多岁、50多岁的离异女性，并不少见。

37岁的崔刚经常看相亲直播间。他在临沂兰山区开了一家石锅鱼店，年收入十几万元，有一套商品房。离异后，他独自抚养15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

33岁时，他在相亲直播间填写了个人资料，四年过去，只相亲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18年，对方是带着15岁女儿的单身妈妈，两人处了一年对象，但他总觉得“隔着心”。“我老给她花钱，她没朝我身上花过一分钱，感觉不是真心跟我过日子的。”第二次相亲，对方没看上他，不了了之。

而最近两年，他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相亲直播间里，“00后”都开始找对象了。“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青年都找走了，我们更没有优势了。”

在崔刚看来，当地不少年轻女性去了外地，也是婚恋难的原因之一。他解释说，周边熟人家里的男孩大多留在本地上班。“临沂有机械厂、电子厂、食品厂、药厂，物流运输公司，虽然工作时间长，活儿脏点、累点，但(每月)挣个五六千、七八千不是问题。”因此，文凭不高的男性更愿意留在当地工作，“出去还要租房、吃喝，成家立业更难”。

而他的熟人当中，家里有女儿的，不少嫁到了江苏、上海、北京等地，留在省内的也去了青岛、潍坊等城市。“女性大都喜欢环境干净的工作，做服务业、办公室，但在小城市这样的机会少。”崔刚说。

“有车有房，只是迈过一个小门槛”

王孟阁从去年农历七月七日，正式入行做直播相亲主播。在此之前，他和妻子孟祥欣以收废品为生，俩人经常开着直播烧火做饭，和网友拉呱聊天。有一次，他在直播间提起两个儿子的对象都是自己给找的。有人向他求助：“俺儿都三十多了，还没有媳妇儿，你给俺介绍个行吧。”他通过直播连麦，很快说成了一对。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他的直播间。还有不会打字、连麦的老年人，直接去到他家，请求帮孩子说媒。

再后来，他的家门口经常被百来号人围住，来找他相亲的青年，有临沂市三区九县的，也有从济南、枣庄、日照等地开车100多公里找来的。屋里坐不下，他就把桌椅板凳搬到巷子里做直播，遇到下雨天，巷子里的人都打着伞，他觉得长期下来不是办法，就把自家的菜地改造成了一间厢房。

直播开始后，相亲者坐在厢房内的沙发上，相亲者的父母坐在厢房外的板凳上，每叫到一个号，家长和孩子一起上镜。

他每天都能感受到男青年们婚恋的焦虑，经常有男孩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父母就焦急地把孩子带到他跟前，“先处着，到了年龄再领证。”

在相亲直播间，“硬件条件”都被摆在台面上，快速匹配或“淘汰”。按王孟阁的说法，成不成，关键看“眼缘”和“实力”。

他观察下来，如果男嘉宾有房有车，商品房全款，收入比较高，即使在身高、性格等方面有点小短板，女嘉宾也更容易接受。他记得2015年之前，两个儿子结婚时，都没有准备商品房，在自建房成的家。但现在，有没有商品房，几乎成了男嘉宾能否相亲成功的必要条件。

家住临沂市河东区的相亲主播二姐，也有同样的感触。据她介绍，临沂当地的彩礼不是很重，根据男方家里的条件，从两三万到十多万不等。但在临沂市三区(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购买商品房，使以后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是女方相亲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此外，女方基本都希望找全款购房的男嘉宾，不太愿意共同还贷或者给男方的房子添置家具、家电。但二姐清楚，只有一小部分男嘉宾是全款购房，“大多数人哪有那么多钱”。

2022年10月，二姐开始全职做相亲主播。此前，她经营一家理发店，客人觉得她接触的人多，经常找她帮忙介绍儿媳妇，久而久之就做上了相亲主播。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41岁的男青年，未婚，大学本科学历，在城区有房有车，年收入十多万。男青年因为老家在农村，年轻的时候想先立业再成家，等硬件条件都准备好了，年龄也大了。

“他想找一个年轻的，但人家嫌他年龄大；他想找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但生孩子是个难题。”二姐通过相亲直播间给他牵线过十多位女嘉宾，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相亲不顺利时，男青年也会找二姐复盘：有一个离异没有孩子的女性，见面吃饭挺好的，但聊天话题都是“吃了？喝了？”没有共同语言；另一个离异但孩子跟着前夫的女性，要求工资卡放她那里；还有一个离异带着女儿的女性问：他家有两个卧室，以后如果生的是男孩怎么住？他说：“你姑娘不就大了吗？在外面住校了。”女方生气了，觉得家里没有她姑娘的位置。

36岁的张晨，也正在为“生活压力大”和“婚恋难”两个相互作用的问题，感到苦恼。

张晨老家在郯城县的农村，2013年，本科毕业后，他留在临沂市的私企做会计。大学期间，他曾经谈过一个家在临沂当地的女朋友，临近毕业，对方父母嫌他没房没车，切断了两人的联系。

2014年，张晨靠着父亲在村里做木匠、到砖厂打零工、给别人盖房子当小工，和去南通厂里绑扎带攒下来的钱，勉强付了10万首付，贷款40万在临沂买了商品房。但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扣除五险一金，还完2000元每月的房贷，他几乎攒不下来钱。

房贷压着一家人都不敢松懈。他记得，疫情之前，父亲经常早上三四点起来到青岛的人才市场排队，他做过木工、刷漆工、架子工，一度为了省钱，住进月租200元的群租房——在阳台打地铺。而母亲老花眼不严重的时候，经常在晚上编草帽，一顶卖几块钱。

张晨的婚事是父母的心病。为了攒钱，他们甚至舍不得给自己买350元每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张晨只好偷偷地替他们交了。

在他看来，现在男青年在临沂有房有车，只能算是迈过了“一个小门槛”。家里有几套房，有几辆车，收入到手多少，父母有无养老金，女方都会考虑，择优选择。

相亲的次数多了，他的心态也从“要好好表现”转变为“尽人事，听天命”，“被打击够了”。

直播间里不太平

有人在直播间牵手成功，有人“屡败屡战”，也有人遭遇了谎言和骗局。

45岁的石磊，是临沭县人，在临沂做物流货运司机，十多年前离了婚，一个人将18岁的儿子拉扯大。这些年他靠跑物流的收入，购置了一辆面包车，和一套罗庄区的商品房，并在2021年还完了房贷。

房贷没还完的时候，他没时间找对象。这两年房贷还清了，儿子高中住校，他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的，希望找一个生活上的伴儿。

去年10月，他第一次来到王孟阁的相亲直播间，坐在镜头前不超过20分钟，就有女嘉宾拨通热线电话。但当他主动联系对方时，女方称自己缺钱，让他先转两千元。石磊回复：“谁不缺钱，钱不是抢来的。”对方告诉他，“不给钱就不用见面吃饭了”。

石磊有些纳闷，今年年初再次报名参加直播相亲。2月24日，他与一位家住罗庄区，种大棚为生的女嘉宾牵手成功。女嘉宾在热线电话里说，自己只有一个16岁的女儿，下播后，却告诉他，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大女儿。他觉得对方不诚实，交流意愿也不高，“我跟她说话，她到了晚上9点才回复，说要睡觉了，没有时间，白天要种大棚”。

在石磊看来，在直播间里找对象，彼此不知根知底，对方可能骗钱骗吃骗喝，也可能隐瞒了部分真实信息。

类似情况王孟阁也遇过。他说，有的相亲者在讲自身条件时，会“添加一些水分。”

为此，王孟阁要求报名相亲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如果有过婚史，还要带离婚证。此外，在他的直播间里，相亲者和父母需要一起出镜。

但他发现，有的相亲者会找同事或者去人才市场雇一个老头、老太太冒充家长，美化家庭条件， “但在互联网上，纸包不住火，一上镜认识他的人看到，自然露马脚。”

王孟阁坦承，媒人很难一一核验相亲者的房产、收入、工作单位等信息，“牵线搭桥举手之劳，合不合适需要自己把关”。

爱情与“搭伙过日子”

“你期待在相亲直播间找到爱情吗？”

“期待。”

“搭伙过日子的人行吗？”

“行。”

同样的问题，我问了在王孟阁农家院见到的十几名相亲者，得到的是相似的答案。

张晨说，自己期待的另一半要“温柔，对家人态度好，脾气不急躁，两个人有共同语言。” 但坐在直播间相亲的25分钟，他一个要求都没有提，“不敢提条件，一旦设限更找不到对象。”

平日里，张晨喜欢看历史、哲学、国学类的书，也爱看罪案题材的美剧，写过30万字的玄幻题材小说发在小说网站上，“靠点击量赚了100多块钱。”此前相亲的时候，他曾想过和对方聊一些文学或影视作品的话题，但他发现，相亲对象通常对这些不感兴趣，有人直接问他：“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后来，他很少再提自己的兴趣爱好，“说一点现实的事情，说其他事情，别人觉得你空想。”

对于婚姻，他有过向往。但他也承认，来相亲直播间，更大的压力来自父母。他记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母亲就去买棉花亲手给他缝制了结婚用的大红被子，每年过年出太阳了，母亲都会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像是提醒他“还有任务没完成”。

平时，父亲在临沂打工，母亲一个人生活在农村老家。母亲不好意思出门拉呱，怕别人问：“你儿子怎么还没成家？”父母有时埋怨他：“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看谁谁家的小孩都上学了。”58岁的父亲依旧在拼命接活儿，在临沂市的农贸批发市场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一年有七八万的收入，想要帮衬他早点成家。

张晨不想让父母失望，所以在父亲帮他报名直播相亲的时候，选择了顺从。他说，自己心里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再结婚，但父母等不及，“说出来很容易激发矛盾。”

2月23日，张晨在直播间相亲时，有一名39岁在摄影馆工作的女嘉宾拨通了热线电话。2月26日，他们一起约了一顿晚饭。张晨觉得，“这次有希望，但还在接触。”

而赵鹏离开直播间后，迎来的是母亲的一顿牢骚。母亲批评他，在直播间里表现不够好，身子没坐直，还总是乱动。他在25分钟里，没有等来期待的热线电话。

他解释说，自己不上镜，熟了之后才爱说话。直播间的评论区里，有人劝他笑一笑，也有人揣测他是不情愿来相亲。

在赵鹏看来，相亲、成家好像是人生某个阶段必须经历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找不到也无所谓，“该努力的努力了，结果都能接受。”

而崔刚和石磊，经历过一次次沮丧后，还在坚定地寻找“愿意搭伙过日子”的另一半。他们觉得，那个生病了能够相互照顾，晚上回家能够说话的人更来得踏实。

王孟阁用安慰的口吻说：“杀个回马枪来农家院，咱还给他继续找，直到他满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