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企业生命周期，从大历史视角看宏观周期

重塑企业生命周期需要超越悲观和乐观地来看周期、看本质、看应变，最终形成战略管理的工具方法。

面对当前的悲观情绪，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回忆一下过去中国经济成就时刻的根本逻辑。从我们团队对比在全球20多个国家调研的情况来看，过去40年，中国呈现的“洼地优势”带来的海绵效应，实际上这是让我们超常规发展的，甚至这个发展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极具代表性。可这不见得是常态。

“洼地优势”是中国经济宏观的战略大逻辑。也就是我们通过制度上的特质和一定优势，创造了一种聚集了全世界的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条件，客观上我们存在着一定程度权利洼地、监管洼地，并且政府通过税收让渡给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财富分配权，这个基本判断对于有欧洲、美国、日本投资经验的企业家应该会很有感触。

改革开放中“洼地优势”让全球产业巨头将大量产业链和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另外“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融合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激情，这40年不仅让我们对高速发展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对于“高速发展”的理解还远远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认知。

所以，从全球视角看，改革开放成功的本质是“开放促改革”，是我们谦虚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努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体制内外齐心合力努力奋斗的结果。

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洼地优势”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而且“洼地”早晚会有被迫需要填平的那一天。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吸收了世界的资源和机会，那么必然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凋敝，进而人民会选择出更加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领导人驱动再平衡。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贫富差距等多种不平衡，“效率”和“公平”逻辑也必然驱使再平衡，这些都是推动政策背后调整的真实大逻辑，直白地说就是力求把“洼地优势”填平，回归增长的常态，这个过程大逻辑容易理解，但注定改变惯性的过程中对于微观的企业个体会产生巨大的震动，不容易接受。

何况，具体落地的方法是否得当、权衡是否准确都是问号，存在很多执行中的问题。但这也提醒我们企业家需要同理心理解政府政策的出发点，体制的发展惯性也不会出现为了打压而打压。

伴随着“洼地优势”被填平的逻辑驱动，自然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再平衡阶段，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在参与客户的宏观战略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再平衡”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从“再平衡”的视角结构看目前全球性的动荡和商业风险，进而形成企业家的理性认知基础。

从全世界近200-300年的经济发展来看，一切都是不断动荡、不断调整、不断再平衡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倒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历史性规律告诉我们：

每个时代留给企业家高歌猛进赚钱的时间周期都不会太长，这是社会周期、经济周期、企业周期这3个周期震荡关系使然。

因此，这个宏观判断决定了企业家很多决策的方向感和力度。调整好心态是必须，在这个巨变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东西极致完美才是常态，高歌猛进的时代注定短暂于抗周期艰难进化的时期，企业家需要动态平衡地看待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应当把过去基于“高速发展”的逻辑向“抗周期发展”的逻辑调整，形成企业发展的再平衡。

当前纷繁错乱的国际国内环境背后，实际上是3个维度的再平衡动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第一个“再平衡”是传统工业国与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的力量再平衡。前面也提到，虽然中国的发展客观上为世界经济做了加法，但所谓“东升西降”之后带来了西方再次工业化的再平衡需求。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不适合展开讨论的细节，不过对于中国很多全球化公司而言，超越政治思考政策变化是必须的一个思维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在动荡的全球政治格局中通过法律遵从达到相对稳定的公司发展状态。

这里我们建议企业家用一种超越政治的全球化心态看政治变化，激烈的矛盾和对抗的背后，实际上是诸多个体再平衡的诉求，俄乌战争也是这样。

第二个“再平衡”是国内计划经济部门和市场经济部门的再平衡。如果说今天企业家感受到的压力可以放大到市场经济的话，那么我们想一下10年前当社会的媒体拥有充分批判性的时候，计划经济部门承担何等压力？

中国公务员队伍长期拿着很低的工资支持无限责任的国家治理，中国国企中正直的领导者基本收入也就够在大城市养家糊口，实际上，从我们内部的发展周期来看，也存在诸多不可持续的因素，这些因素遇到瓶颈和挑战之后的重构是必然的，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也是必然，这种混乱影响企业家信心是正常逻辑的结果。

但不需要过度悲观，核心是管控好我们的预期。比如：一味地期待会重新像10年前遇到一位支持你事业的好市长处处开绿灯，这就是企业家一种不合理预期。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商业和政治都是有距离的，实际上企业的发展根本动能还是应该来自于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力，本来就不应该期望政策性的过度支持。

另外，中国企业家群体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一多半时间都是引领舆论和站在无上荣光的大舞台之上，这注定不是常态，需要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永远是光荣的，成为巨大财富拥有者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挑战。但这个问题也不会坏到哪里去。暂时不延展，大家可以体会这个再平衡是否存在。

第三个“再平衡”是企业发展从“竞争力”逻辑到“文明”抗周期逻辑到再平衡。这个文明逻辑主要是更健康、更长久、更抗周期这3个要素，简单追求竞争力的野蛮生长，长期来看肯定是需要再平衡挑战的。

那么什么是“竞争力”呢？竞争力实际上就是极致的比较优势的沉淀，有时候是丛林法则的结果，改革开放40年，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激烈竞争中拼杀出来的，对力量的追求是一个巨大的惯性。

我们很少听说一家企业是因为“社区服务”做得好成功的，甚至企业都不太愿意宣传自己的好人好事，更希望展示成就和力量。

这一点我们在给多家中国顶尖公司做欧洲市场战略研究的时候发现过一个通病的问题，中国公司乐于炫耀成就，这种思维方式在欧洲、美国是行不通的，人家更看重社会责任。

企业“文明”的话题也包括用创新驱动而非市场掠夺，这点逼着在意大利米兰给一家中国跨国公司高层演讲时曾有“做成吉思汗还是圣诞老人”的追问。

归根到底，企业需要用“文明”的方式融入社区、融入城市、融入所在国家，在中国经营也是一样，这就是企业用“文明”来抗周期的真实需求。

以上3个再平衡，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德国、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出现过。比如美国在20世纪初曾经出现过“扒粪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就是公众和媒体对企业家暴富以及缺少社会责任的强烈质疑，之后，国家治理在民意的推动下出台了很多限制富人和资本的法律。

长期以来，欧洲的企业家也曾有无比强大到富可敌国的时代，现在富人们都谨小慎微。拿近邻日本举例，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最繁荣的时期确实和前两年的中国一样，豪情万丈地希望把世界都买下来，今天大佬们也都在埋头耕耘。韩国三星对国家贡献那么大，依然麻烦不断。

冷静思考，企业家长期拥有财富、荣誉、话语权等等，这些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当社会出现极端贫富差距分化和计划部门与市场部门价值主张偏差的时候，当国家之间力量此消彼长的时候，企业家感受到以上3种“再平衡”的摩擦力，甚至痛苦的煎熬是可以预期的。

让企业能够客观、理性、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讨论问题，有一个面向未来的良好心态，也是我们作为战略顾问核心责任之所在。